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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记者在开滦
更新时间:2022-11-23 点击数:505

1976 年3 月份,三位带有国务院办公厅介绍信的新华社记者来到了开滦。

在那几年,新华社记者没少来开滦,没少报道开滦, 有的还长驻开滦。因为那时候,开滦是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在全国曾掀起“学大庆,赶开滦”的活动热潮。在“文革”期间,开滦非但没有停工、停产,而且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了原煤产量比设计能力翻一番,1975 年原煤产量达到了2563 万吨。对开滦为国民经济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周总理曾这样表彰开滦:“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

我那时候在开滦写作组工作,时常接待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媒体的记者,并和他们一起采写稿件。而这次来的这三位,却没有报道任务,听说介绍信上只写明:体验生活,为期一年。我们都知道,新华社记者有两大使命,一是公开的新闻报道,二是给中央领导提供“内参”。他们来开滦的目的就是介绍信中写的吗?当时我们很是不解。

这三位记者之中,年龄最大的李延年,50 多岁,中等个儿,偏瘦,近视镜后的目光总是炯炯有神。最小的王大军,30 来岁,高个子,白净脸,腰板挺拔,一笑露出小虎牙。居中的汪彩玉,不到40 岁,个头儿在3 人中也是居中,说话细声细语的。

这样“老中青”相搭配的一组,又没有报道任务,我感到很新奇。在给他们安排食宿时,开滦人员犯了难。他们不去专门接待外宾、贵宾,洋房子建筑的第二招待所;不去唐山市内最高、规模最大、8 层楼的第三招待所;也不去三层楼下有机关食堂的第一招待所,硬是住进了唐山矿的职工宿舍楼。洗澡要到容纳几百人洗浴的职工大澡堂子。他们买了饭票、菜票,在矿职工大食堂排队、打饭,坐条凳,和工人一起围在饭桌上用餐。

一开始我很少和他们接触,知道他们的活动自行安排。进入7 月下旬,他们要求去东矿,领导派我陪着他们,提供服务。究竟去东矿区境内的开滦各矿干什么,我遵循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只是负责电话通知要去的单位,还负责要车或领着他们坐公交。那时候开滦局机关只有3 部小轿车,机关人员下矿都是坐唐山到古冶的公交车。

7 月25 日凌晨一两点钟,我被一种声音惊醒。我们4 人住在吕家坨矿招待所三层。只听王大军大声说:“要地震!”我打开纱窗,看着窗外,天空浓云一块一块的,橘红、淡蓝色微弱的光在滚动的云块缝隙中一闪一闪的,雷声就像开了锅的水声咕嘟咕嘟的。从没遇到过这种景象,看着听着都瘆得慌。我说:“哪儿是要地震啊,要下雨了。”

老李也到窗前看了看,说:“没事的,睡觉吧。”王大军和我说,老李经受过震惊世界的智利大地震,接受过国务院的慰问电,可有经验了。我们躺下不一会儿雨就下了起来。

7 月27 日,我们在林西矿。汪彩玉因有什么任务自己坐公交车回了市里。晚饭后,在这里采访的写作组老同志司继志,领着我们去了矿党委书记孟德聪家。天气出奇地闷热,我们吃着西瓜,扇着扇子,有说有笑地聊天,当然也免不了谈及矿上的情况。老李和大军没有像记者采访那样掏出本本记录。夜深了,还没有一丝丝凉意,我们溜溜达达回到了矿招待所。上了三楼各自回了房间,老李、大军一屋,我和老司在隔壁一屋。天太热,汗不断,很难入睡,老司我俩就闲聊天。大概在两点多钟,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惊醒,整个楼在摇晃、颠簸。我也不知道怎么下的床,左手紧攥床头栏杆,右手撑着窗台,身子随楼震颤。突然西面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又一声,惊天动地,

震耳欲聋,惊恐之中又增添了惊恐。我闪过一个念头:苏修扔炸弹了!(后来知道是电厂的发电设备爆炸声)老司喊了一声:“地震了,快跑!”楼颠稍轻一点,我来不及穿外衣就冲出了门,到隔壁大叫着:“老李、大军快跑!”只见老李衣着整齐,正对着镜子扣中山装的领钩。我又喊了一声,见他还在扣,就跑下了楼。

招待所院内满是穿戴不整的人,也许是惊魂未定,没有什么说话声。院墙高高立着,大门紧锁,人们好像是在等待值班人员来开门。我一情急,爬上铁门翻越而出,一些人也和我一样翻了出来。老李、大军我们在招待所东边高尔夫球场的巨幅毛主席像下相聚了,商量着怎么办。我隐隐约约看见广场上黑压压一片全是人,四周的工房倒塌了。

天大亮了。我们在倒塌的工房区中加入到扒人救人的行列。我匍匐着身子,在横七竖八的梁檩下,扒捡砖石向前掏着洞。因为担心余震,当地的三个中年男子和我轮换作业,扒出的通道很窄只能一个人爬进爬出。这时 ,大军在外说:“小魏,老李叫咱们呢?”我这时候已经透过间隙看见了那个人的头顶,留着寸头,知道他可能是个小伙子。房梁斜压着,塞满了砖石,再往前打通很难很难。那个小伙子在不停地喊叫。我对他说:“别叫了,别动了,在救你呢,坚持住。”他不叫了,传来的是粗粗的喘息声。我爬着退了出来,这时候洞口已经扩大了,一个人替换我又爬了进去。

老李站在废墟上,衣服上沾满了灰尘。他擦拭完眼镜,说:“咱们去找矿党委吧,看看有什么任务。”

路过矿招待所,只见东西条形的4 层大楼,顶层东北角塌了一大部分。我们的衣物还在3 楼的房间里,我想上去取。老司、老李说啥也不让,他们怕是再来余震,大楼倒塌。拗不过,我和大军极速跑上了楼,他俩给我俩观敌料阵。我跑出楼时真是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晕倒。大军就不像我那样。

几经打听,我们在高道子找到了正在指挥救人的矿党委书记孟德聪,还有几位矿领导,那里就是新成立的指挥部。孟书记面对倒塌的更衣室休息室说:“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这里已组织了救人抢险队,不缺你们几个人手,你们干你们的事去吧。”大军和我按着老李的分派离开了矿里。

林西矿坐落在东矿区委、区革委所在地,与之相毗邻有开滦机电厂、发电厂以及开滦煤校。这里是东矿区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此时我们看到的却没有了往日的景象,而是房倒屋塌,废墟连着废墟,灰头土脸的人们在废墟上忙忙碌碌。

王大军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着。我看了一眼,见第一行写着“新华社唐山7月28日电”。我很疑惑,以往和新华社记者写稿时,总是在消息开头第一行顶格写“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都以分社驻各省市自治区首府为发稿地,也表明是哪个分社发的稿。我就问王大军,他说:“现在发生重特大事件,就以当地发稿。”我俩走在被乱石杂物侵占的窄窄的街道上,见一个个行人都面无表情,眼神直勾勾的,匆匆赶路。问询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我们知道了开滦的赵各庄矿、唐家庄矿、吕家坨矿、范各庄矿,还有附近的村镇都遭受了地震。对所见所闻,王大军快速地记录着,我在一旁作补充。

在路边一处四面都是废墟、很小一块空地的小院子里,三个大人两个孩子,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盖着被躺着。院子的中央码好的砖台上放着毛主席半身瓷像,半导体收音机在播放着新闻。一个中年男子向我们走来,“你们是北京来的吗,北京咋样啊?毛主席咋样?”“你们是大夫吧,有药吗?”一连串地问我们,表情是又惊又喜。可能是这来来往往的人中,就王大军和我衣着整齐。他是白汗衫蓝裤子,我也是白汗衫蓝裤子,我俩还都把上衣下摆抽在了裤腰里。在他们眼里,我俩就不是从地震中爬出来的人,准是北京来的。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俩是冒着风险跑回招待所拿了衣服穿好的。我指着王大军对他说:“他是新华社的,也震在了咱们这儿,现在他在了解地震情况。”我们说明了情况,他很失望。离开那个小院子,大军不停地在本子上写着,嘴里叨咕着“药品,药品”。

回到矿临时指挥部,大概有九、十点钟了。我看见了公安处的小边,他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头,趿拉着一双黑色偏带塑料鞋,裤带上系着红绸子包着的小手枪。他是骑摩托车到东矿区开滦所属各单位,来传达开滦党委“各自为战,抗震救灾”指示的。

因为通讯设备震毁,线路中断,只能采取这种最原始也最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唐山平了,越往这边来灾情越轻。林西都震成了这个样子还算轻?看着身边一个个被扒出来的女工,平放在两根铁轨中间,有的在呻吟,有的好像死去般的一动不动。我们几个心情更加沉重。老司我俩的家都在市里,这时才想起了家,担心着亲人的安危。唐山矿平了,我们更担心昨天回唐山的汪彩玉。

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沉默无语,呆呆地坐在一起。最后一商量:回唐山!和孟书记打过招呼后,我们就上路了。可是公交车不通,怎么回?

前边有一队人也好像是在赶路,我追过去一看,都是局机关的。因为那时候为了夺高产,局里组织了机关干部大下,分赴各矿,支援采煤一线。我见一名生产处的老处长,50 出头了,穿着下井那身工作服,脚蹬长筒胶靴,拄着根荆巴棍儿,脸上还沾着煤屑。我问:“老处长,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他边走边说:“回唐山,没办法,只能走着回去了。”这些人都是上的夜班。地震了断电断风,他们从采煤工作面走到大巷,凭着头顶上的矿灯照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好几里路到了井口。大罐停了,不能把人提升到地面。他们又和上井的职工一道,沿着几千米又陡又滑的马路眼儿,安全出井。马路眼儿是人行道的俗称,是连接井下巷道和地面的安全通道,砖砌的台阶,不到万不得已,是没人走它的。林西到唐山市内有60来里地,死热荒天的,干了一班活儿,又空着肚子,穿着井下做窑的那身装束,走回去,多难啊。

我们4 人也加入了步行回唐山的队伍。路过开滦机电厂,几名厂领导正在大门口(这也是厂的临时指挥部吧),其中一个招呼着:“邓书记,你们这是干啥去?”

一行人中有开滦党委副书记邓春暖,他带队机关干部大下,也是从井下工作面爬上来的。邓书记回应说“回唐山”。那位厂领导说:“穿着这身窑衣,路那么远,走得了吗,那得啥时候到家呀?”这时候,一位40 来岁的男职工说:“邓书记,我开车,送你们回去!”随后他请示完厂领导,跑着上了停在一处空地的大卡车,开了出来。

卡车在厂门口路边还没停稳,人们纷纷攀爬。大军帮着老李,我帮着老司爬上了车。不一会儿,车斗里几乎都站满了。

205 国道是东矿区通往市里的主干道,路宽10 多米,柏油路面。现在行驶在上面,可不同往日了。有的路段裂开,有的路段塌陷,有的路段坑坑洼洼。我们的车时而平稳直行,时而绕路,时而摇晃,时而大幅度颠簸。我担心老李吃不消,挤了个地方让他坐下,他就是不肯,王大军贴身护着他。大概行驶到帅甲河附近,车不走了,前方也停着几辆卡车。司机师傅查看了一番后跑了回来,说:“前段路塌了一半,咱们掉不了头,只能跟着前边的车走,大家可要站好了。”车又缓缓前行。我看见路面垮塌了,右侧坑里翻着一辆拖拉机。前面的大卡车一点一点地前进着。两副后车轮一侧都是两个轮胎,左侧两胎多一半轧着路面,而右侧的两个胎,外胎却悬空。

我们的车跟在它后面,我的心揪着,堵在了嗓子眼儿。车缓缓的,比步行都慢。这段路也就10 来米,可我觉得是那样的漫长。终于安全过来了,车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对司机的高超驾驶技术赞不绝口。

车行一路,我们看了一路灾情,越接近市里,震情越惨不忍睹。我看老李和大军眉头紧锁,面色凝重,不时露出吃惊更吃惊的眼神。

陡河是唐山的母亲河,自北向南傍市而过。进市里有两座公路桥,胜利桥断了,只能绕行钢厂桥,车行至钢厂桥头停下了。司机对大家说:“就到这儿吧,里边的路更不好走,我还得赶回厂里。”下车后,我说:“我家就在东边,我先回家看看。”“去吧,但愿没事。我把老李、大军送到唐山矿也回家看看,明天咱们再到单位。”老司说完,我和老李、大军握手道别。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和岳父、妻弟在新市区的西部找到了可以埋人的一片土地。我心里滴着血,哭干的眼里噙着泪,嘴里苦涩苦涩的,四肢没有了力气,身子几近虚脱,用了很长时间,一锹一锹地掩埋了结婚不足半年、已有4 个月身孕的妻子和她的母亲、堂妹。

第二天也就是7 月29 日上午,我来到了开滦煤矿机关。办公楼全部倒塌,空地上支着三个绿色帐篷,一个帐篷前立着块木牌,上写着“开滦煤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我向工作人员报了到。他说:“家里有事回去吧,每天来报个到。”我得知了老李、汪彩玉、王大军他们去了飞机场,那里是省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记者都集中在了那里。后来我听到了惨痛的消息:我们写作组组长杜宗良夫妇遇难,老司妻子遇难,小王父母双亡……

我们所担心的汪彩玉却毫发无损。老李、大军他们三人住在唐山矿职工宿舍楼三层南面的一间屋子,老李和大军的床在南窗两侧,彩玉睡在把北门口的床上。地震时,彩玉被颠醒了,睁眼一看惊呆了。南面透了天,住室塌掉了一半,那两张床早已无影无踪。他从北面空隙中爬出,顺着半塌的楼道逃了出来。如果老李、大军也回唐山,如果彩玉睡在南边床上,那就不可想象了。汪彩玉脱险后,立即投入了新闻采访工作。单枪匹马,独自一人,查看灾情,了解各方面情况,在飞机场向北京发出了第一篇报道唐山大地震的消息。

后来,老李、彩玉、大军和我们住在木板房,吃在大食堂,经常见面。虽然我没再陪同他们,但彼此的情谊更加深厚。在我们中传颂着奶粉的故事。写作组的郑锦铨从塌房中扒出了二儿子。那时候刚刚7 个月大,他妈妈又没了奶,空投下来的食品,这么小的孩子哪儿吃得了?总饿得啼哭。老李就把从北京带来的奶粉全都给了老郑。老郑常说,是老李的奶粉救了儿子的命。这件事深深感动着我们开滦人。

1977 年初,三记者接到了通知,提前结束了任务,要返回北京。我们写作组举行了既简朴又隆重的欢送仪式。开滦派车,党委副书记王永武专程相送,并向新华社领导递交了开滦党委对李延年、汪彩玉、王大军三同志的表扬信。

在繁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写作组先后接到了两封热情洋溢的海外来信。一封来自古巴,一封来自日本。从开滦回京后,三记者投入了新的工作。李延年留在总社,汪彩玉被派往哈瓦那分社,王大军被派往东京分社。

(魏国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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