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军事工业急需大量煤炭，开滦英人为了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则不择手段地讨好日本，想方设法地增产煤炭供应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开滦资本家与日本占领军当局处于互利互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1937年7月，日本钢铁公司、日本钢管公司、大阪化学工厂、日本化学工业公司及东京瓦斯公司五大企业联合在东京成立“开滦炭贩卖株式会社”，在该社组织下，1938年开滦向日本输出煤炭170万吨，1939年196．5万吨，1940年猛增至236万吨。三年共输日煤炭602．5万吨。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1941年7月，美、英、加拿大政府颁发通告，冻结了日本在各国的财产，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报复措施，1941年8月8日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召见了开滦英人总经理那森爱德，要挟开滦任用更多的日本警方人员和日籍矿师。8月13日，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负责人盐泽通过开滦矿务总局顾问儿玉翠晴强制开滦自1941年8月16日至11月15日三个月内生产煤炭2028000吨，同时，要求开滦不惜任何代价重开马家沟矿，并表示日方愿意全力供给一切必要的机器和材料(后未实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宣战，当日上午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长安达立即通知开滦，由日本对开滦实行军管理。1941年12月9日，日本军事当局指派的以白川一雄为首的监督委员会开始执行任务。在接管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的同时，开滦秦皇岛码头及上海经理处、浦东码头等也相继被日本占领，仓库被封锁，存煤遭封闭，日军设置岗哨日夜驻守码头。并由日本人吉井率领的第一个“监督委员会”来到唐山，接管了唐山矿区。日本接管开滦后，从维持和满足战时煤炭需要出发，变本加厉地加快了从开滦掠夺煤炭的步伐。为稳定局势，不影响出煤，一开始他们保持了开滦原来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劳工政策也未加变动，只是军方严加警备，维护矿区“治安”。但英人总经理那森爱德惧怕英国政府的谴责，坚持辞职。1942年8月31日，那森爱德等英籍人员，分别辞去职务，次年3月21日接到日军通知，于3月30日被解往山东潍县集中营，从此开滦完全由日人操纵。

日本接管开滦后，随着战时工业需煤量的日益增多，对开滦实行了掠夺式开采。在日军的高压下，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3月31日，开滦出煤1865149吨，1942年4月1日至1943年3月31日，开滦出煤6654184吨(是为开滦解放前最高产量)，1943年4月1日至1944年3月31日开滦出煤6424118吨，1944年4月1日至1945年3月31日开滦出煤5624986吨，1945年4月1日至1945年11月19日开滦出煤2032718吨。

为了加紧掠夺开滦煤炭，1944年8月9日，日本人成立了由最高监督官白川一雄亲任部长的“临时非常增产推进本部”，派员到处张贴“开滦炭矿招募工人报告”，打着“待遇优厚”的幌子，远地招募工人。仅在1945年1月至8月中旬，就从山东省济南、济宁、兖州、德县、东光、潍县，河南省的彰德地区以及河北省保定、石家庄等地骗集新工3000名。为刺激生产，还从1943年7月1日起，实行了“效率花红制”，即以过去6个月里每个人的平均效率增加40％作为标准效率，每超出标准效率1％，加给花红一角。

在日本军管理开滦矿务局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就从开滦掠夺煤炭22601155吨。加上1938年至1940年从开滦输日的煤炭602．5万吨，日本侵华期间共从开滦掠走2862.5万吨煤炭，这些煤炭若装成60吨一节的火车皮，可装443583节，按50节车皮一列运煤车计算，需发运88701．6列才能运完。

(任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