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的“大跃进”运动，是在1958年1月中央的南宁会议和3月煤炭工业部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影响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会议上，是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从此，“左”的思想开始影响到煤炭战线上来。煤炭工业部修改了原定“二五”计划的规模，在长远规划中提出了高指标。并在同时召开的全国煤矿四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全国煤炭产量“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口号。后来，煤炭工业部在向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发展水力采煤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力争高速度，苦战三、五年，在煤炭产量和技术上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

根据中央、煤炭部的会议精神和要求，开滦党委、开滦总管理处于5月7日召开会议，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和1958年的任务，提出了“苦战三个月，力争各项指标达到先进”的口号。会后，在全矿区迅速掀起了全面“大跃进”的高潮。

第一，开滦的“大跃进”，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搞原煤产量的高指标。1958年初全矿区原煤产量订为950万吨，到5月份修改为1110万吨，争取1210万吨。1959年反右倾，鼓干劲，订为1520万吨。到1960年就又提出了1900万吨，争取突破2000万吨的计划。为了实现高指标、大计划，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

一是推行水力采煤。这是一项新技术，具有产量高、效率高、成本低、又安全的特点。1958年7月30日，唐家庄矿被改造成为我国第一座水力化矿井。其它矿井的水力化采煤也在准备上马。特别是1958年8月3日，开滦党委召开了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确定了在开滦要大搞以水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运动，通过水力化运动改变开滦的生产面貌，到年底要全部实现水力化。经过林西矿7282工作面试点后，便强行要求赵各庄矿、马家沟矿和唐山矿普遍推广。到1960年发展到11套水力提升系统和20多个水采工作面，年产达到3643248吨，占回采产量的24．73％。结果由于当时未考虑到水采要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再加上设备管路跑漏煤水泥严重，影响井下运输等问题，到1964年9月，水力采煤和水力提升全部停用。

二是追产量，要煤数，吃肥丢瘦，忽视生产准备。当时的会议、报纸铺天盖地起劲地宣传创高产、放卫星，在这种气氛下，谁不放卫星，谁便是右倾保守。本来1959年上半年产量已经感到完成困难，但仍然不敢把指标降下来。到了1960年下半年，原订日产52000吨还完不成，硬要出54000吨，个别天刚突到54000吨，又提出57000吨。还未达到这个数又提出了58000吨、60000吨的要求。计划部门的同志说：“1958年是计算尺赶不上大跃进，1960年是产量增长赶不上人的嘴快”。虽把产量煤数突击上去了，但“三个煤量”却大幅度下降，造成了薄厚煤层开采比例失调，采掘关系失调，巷道、设备失修严重。据统计，“三个煤量”的开拓煤量，可采期由1958年的5．6年，到1961年降为3．9年；准备煤量，可采期由1958年的13．04个月，到1961年降为4．3个月；回采煤量，可采期由1958年的5．55个月，到1961年降为4．3个月。生产矿井失修的运输大巷到1961年长达3699米，占全矿区巷道长度的6．93％，是解放以来失修巷道最多的一年。

三是搞高产，放“卫星”，忽视质量安全，煤炭数量虽然多了，但煤质下降，生产事故增多。据统计全矿区原煤含矸率1957年为19％，到1960年上升为33％，比1957年上升了14％。工程规格质量也不好，生产事故特别是重大恶性事故成倍增长。据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期间统计，每年平均死亡人数是“大跃进”前三年平均的4．6倍，重大恶性事故多达9起，死亡47人。唐山矿1959年10月27日7967、7964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4人。

四是破除“条条”“框框”，打破各种规章制度，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如在生产劳动上，实行人海战术，打破了定员定额管理，造成企业人员过多，窝工浪费严重，生产效率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大跃进初期的1958年全局职工总数48644人，到1961年增加到75046人，职工总数增长了54．2％，而煤炭1961年比1958年只增长了8．08％。生产工效率由1958年的1．56吨／工，到1961年降为1．1吨／工。在技术管理上，取消了总工程师负责制，造成技术管理上的混乱，乱采乱掘，吃肥丢瘦，浪费了国家的大量资源。在财务管理上，放弃了经济活动分析制和班组经济核算制，造成了成本提高，利润下降。据统计，原煤成本由1958年的8．4元到1961年提高为11．58元；上缴利润由1958年的5022万元，到1961年降为3066万元。

五是采取了加班加点、轮休加作、挖地面次煤凑产量、科室关门干部下井、学校停课支援高产等非正常手段。仅据1960年统计，采取这些不正常办法出来的煤约有160多万吨。总之，由于指导思想上追求高指标、大计划、放“卫星”、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时的环境和气候也的确容易使人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的可能性，干出了许多超越客观条件，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结果出现了采掘关系失调，生产能力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大幅度下降的严重后果。’

第二，在基本建设方面也出现了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跃进”形势。从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时间内，就有范各庄、巍山、国各庄、卑家店、荆各庄、毕各庄、徐家楼和吕家坨等八处新井建设先后上马。在新井建设速度上，提出了“一、二、三”、“一五、二五、四、六、九”的口号，即新井建设期限：小型矿井一年，中型矿井二年，大型矿井三年移交生产；巷道施工要求：半煤岩月进150米，煤巷250米，竖井40米，斜井60米，岩巷90米。在地质勘探上，也出现了片面追求进尺的问题，忽视质量和地质勘探效果，给新井设计和施工造成了困难。同时，从1959年2月开始，又新建了赵各庄矿、唐山矿、马家沟矿三座简易洗煤厂，并扩建了林西矿洗煤厂，全矿区入洗能力由1957年117万吨，一跃而为425万吨，比1957年入洗能力增加了3．5倍。由于基建摊子过大、战线过长，到1961年初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把原八处新井建设压缩为范各庄、吕家坨两处，后来吕家坨新井也停建了，只剩下范各庄矿的新井建设。在基建上追求高速度，盲目上马，项目摆的过多，摊子铺的过大，不仅欲速不达，而且使国家浪费了许多资财。

第三，在大炼钢铁方面，大搞群众运动，土洋结合，也造成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费。从1958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发出全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开滦党委9月成立了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的钢铁生产指挥部，各矿、厂、院、校、基建也都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调动了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土法上马，建高炉，砸矿石，炼焦炭，昼夜苦战，大炼钢铁。到1958年末，各矿、厂、院、校、基建单位，先后共建设了不同容积的土高炉290座，生产土钢2456吨，土铁2891吨；1959年又生产土铁42吨。随即全矿区土法生产全部停止。1960年5月，对开滦机修厂高炉车间进行扩建，成立开滦钢铁厂。初设为年产10万吨钢(包括炼焦、炼铁、炼钢和轧钢)的联合厂，建四组100立方米“红旗3号”高炉，后因受运输、水源、厂址条件限制，中途改变计划，按年产2万吨建设。1961年8月停建，只产铁1万吨。

第四，人民公社进入矿山。在“大跃进”运动的后期，以企业为主体组建城市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全矿区就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当时，开滦党委根据中央、省市委有关指示精神，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以国营大矿厂为骨干的城市人民公社。首先在唐家庄矿进行了试点。经过试点，1960年4月19日开滦党委召开了五个矿的党委书记会议，对五个矿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4月26日，开滦党委成立了开滦城市公社办公室。到9月，先后在唐家庄矿、林西矿、赵各庄矿、马家沟矿和唐山矿所在地建立了五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五年公社的体制范围大大地突破了原矿建体制管辖范围，分别包括了所在地区的农村、财贸、国营企业、地方国营企业、社办企业、教育、部队等各个系统，是一个企政合一的新型社会组织。这五个公社的人口约56万多人(其中：唐家庄公社约7万人，林西公社约10万人，赵各庄公社约10万人，以唐山矿为主的西山公社约16万人，马家沟公社约13万人)，各公社普遍组建了新的公社党委，召开了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公社章程及1960年工作规划，选举产生了新的公社管理委员会。新组建了的五个公社和公社党委，分别由开滦党委和总管理处领导。人民公社成立后，开滦煤矿的生产管理体制未变。而公社只是在“保主体，带全面，从生产出发，全面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指导思想下，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食堂等。这些措施在当时对于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把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实践证明，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不适应煤矿生产发展的需要，到1962年调整时期就撤销了。

“大跃进”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但是开滦职工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鼓舞下，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生产建设中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三年中，开滦共产原煤4584万吨，比“大跃进”前三年产量增长了90％以上，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这场“大跃进”运动也确实使生产力受到破坏，给开滦的生产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1961年底，开滦党委在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时，曾对三年“大跃进”进行了总结。尽管在那时仍然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但还是比较深刻地找出—些“大跃进”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并分析了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从实际出发不够，缺乏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和只考虑需要不考虑可能。因而造成计划偏高，使各环节不能得到及时平衡。第二，理论政策水平低，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学习研究很差。因此在工作中产生了不顾成本，不讲究经济核算，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等。第三，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第四，缺乏调查研究从概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领导工作中这种主观片面性，造成了后来的高指标、大计划和工作上的安排不当。随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应该说，在当时能够分析出这些原因是难能可贵的，它对以后认真贯彻中央的调整方针是十分有利的。1962年，开滦党委在安排工作时，十分坚决地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地抓好调整工作。在调整工作中，强调了务必紧紧抓住加强生产准备这一中心环节，加强了深部开发工程，加强了开拓掘进。在贯彻开采技术政策上，也强调了要调整薄厚煤层的开采比例，解决采煤方法中遗留的问题。另外对于改善矿井通风状况、积极修复采掘设备、改善工人作业条件等也都做出了部署。经过几年积极努力，调整工作显示了效果，到1965年，煤炭产量开始回升，当年产煤1225万吨，并在以后逐年提高。这标志着开滦的生产建设已从困境中走出，走上了正常生产的发展轨道。

(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