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医院的概念，包括开滦各矿医院和坐落于西山口的开滦总医院。

开滦医院具有100多年历史，素以医术高超、科学护理而闻名于冀东。但人们很少知道，在抗日时期，开滦医院还留下了许多的红色记忆。

提起开滦医院的红色记忆，就必须提到中共党员谷云亭。1934年底，他按党组织的安排，考入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之后被分配到马家沟医院实习。实习期间，谷云亭向同学们传播进步思想，推荐进步书籍，如鲁迅的《呐喊》及老舍、巴金的著作。实习3个月后，同学们全都转入开滦总医院工作。

1936年12月初，谷云亭组织了10多名医务人员，准备去张家口百灵庙抗日前线去做医务抢救护理伤员工作，如今有史料可查到的人员有谷云亭、张锡鑫、常云卿、史克敏、张万泰、王燕成、贺济恒等人，大家先期抵达北平集合。他们在北平待命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组织决定不让他们再去抗日前线。

这时，开滦总医院驻北平办事处派人通过支前会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青年爱国，志气可嘉，私自行动，情有可原。总医院已来电，欢迎你们返唐复职。于是，谷云亭他们在北平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唐山复职。接着，医院因他们忠于职守，对他们的爱国行动予以表扬，从1937年1月起，每月每人增加工资3至5元。以谷云亭为首的10多名青年在开滦总医院得到了良好的赞誉，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开滦总医院医务人员抗日爱国的光荣感。

1937年1月，分散在开滦各矿医院实习的护校学员，集中到开滦总医院会考之后，留在开滦总医院，于是在开滦总医院聚集了一批爱国青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开滦总医院内爱国的医务人员，目睹日寇侵华的野蛮行径，个个义愤填膺。院内的抗日活动，秘密地活跃起来。

当时开滦医院有个有利条件，就是日本人与英国人既有矛盾又相互妥协、勾结，所以一般情况下，日本人不轻易进开滦医院找麻烦。

开滦总医院对面是开滦员司俱乐部，那里的一名职员有一台收音机，大家都十分关心中日战局的发展情况，晚上常去那里收听广播，了解形势的变化。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蒋介石曾在“西安事变”后答应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各党派一致抗日的要求，人们对南京政府还抱有希望。但事实逐渐教育了人们，国民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对日军实行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华北、华东很快就被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保卫国土，挽救民族危亡。在开滦总医院及高级护校内，以谷云亭为领导，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它们在活动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

1937年秋，谷云亭组织了抗日团体——“抗日自卫同盟”。这个具有秘密性质的组织是党的外围组织。“抗日自卫同盟”在开滦医院内的领导者是谷云亭，下边设几个小组。小组单独活动，不发生横向关系，发展盟员的方法主要是先建立私人关系，对思想和其他情况摸清底细后再发展入盟。

经查史料，参加“抗日自卫同盟”组织的有高杰、史克敏、栾秀昌、文顺兴、刘国侬、李尚武、熊子奎等人。

“抗日自卫同盟”的主要活动，一是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如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母亲》《在人间》等，以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意志。二是抄写、复印、散发我党的抗日宣传品。把上级发来的学习文件、抗日救亡传单、游击战训练小册子等经抄写复制或油印成小本子，在组织内部广泛传播。三是通过“抗日自卫同盟”的活动，培养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四是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上报上级党组织，接受上级布置的其他任务。

发展和加入党组织，也是单线联系。开滦总医院当时的党员有谷云亭、张锡鑫、常云卿、史克敏、栾秀昌、贺济恒、熊子奎、高杰、文顺兴等。

1938年春，因抗日工作需要，组织决定让谷云亭撤离开滦医院，到丰润县王官营开办了福生药局。谷云亭以药局为掩护，一方面为抗日前线的伤员医治伤病，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点，为组织发动冀东大暴动服务。这个药局是谷云亭变卖家产捐献的抗日经费办起来的。开滦总医院的部分同志也曾为开办这所药局捐献了资金。

1938年5月，栾秀昌、熊子奎和贺济恒由开滦总医院调到赵各庄矿医院，文顺兴、高杰调到林西矿医院。临行前，组织决定调到东矿的5名同志编为一个党小组，由栾秀昌任组长。这时因谷云亭已离开唐山，这个小组归王克如领导。王克如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赵各庄民众教育馆的老师。他经常介绍当时赵各庄矿的斗争形势、如何开展地下联络工作，嘱咐大家要随时提高警惕，注意敌特活动，巧妙地与敌人进行斗争。

1938年7月，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爆发了。组织决定调熊子奎到部队担任医疗工作，贺济恒留下负责联络、接待来往于沦陷区与根据地之间的抗日人员。在暴动时，有的指战员受伤送到赵各庄矿医院医治，由贺济恒负责照顾生活，供给日用品。据贺济恒的回忆，曾有一位叫赵仪珠的女同志到解放区去，是由他负责转送的。那时在赵各庄的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人同情抗日，所以遇事总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各庄矿医院的孙荫芳院长。那时，孙荫芳已由林西矿医院调到赵各庄矿医院当院长。他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支持抗日不遗余力，贡献很大。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崇高威望，竭诚帮助抗日工作，并与我党进行密切合作。在前线战斗中负伤的抗日战士，有许多人经组织介绍到赵各庄矿医院治疗，都经孙荫芳批准收留。为对付敌人搜查，这些伤员的病历都写成阑尾炎、肠穿孔等病症。有时一些伤员在敌人搜查时引起怀疑，孙荫芳便出面干预。他对敌人的检查人员说：“他们都是我的病人，进了我的医院我就要对病人负责，有什么问题，等我给他们治好了病，出了院再说。”千方百计把伤员保护下来。

1938年6月，八路军四纵队参谋长李钟奇在与日寇的一次战斗中胸部负伤，子弹留在体内，经地方党组织送来医院治疗。孙荫芳冒着生命危险，把李钟奇收留在家中疗养，并负责一切费用。当时孙荫芳住在赵各庄一套洋房子里，独门独院，便于掩护。伤情好转后，李钟奇才转移到天津。

1938年大暴动以后，抗日部队战斗频繁，伤员急需药品。孙荫芳以个人名义，从外地购买一批药品，转交给党组织。党小组组长栾秀昌用毛驴驮着药箱，送到抗日根据地榛子镇，交给抗日部队使用。

从1938年到1941年，开滦医院的一些党员和抗日志士，作了不少的贡献。有一部分人去冀西根据地参军，上前线抗日。留在医院的人做些后勤供应工作，给抗日同志的家属以生活接济，给前方的同志寄送日用品、衣服、文具等。当时党组织的经费是很困难的，曾向医院同情抗日的人士募捐，孙荫芳是捐款最多的一个。我党的一些负责人和往来于沦陷区和根据地之间的抗日工作人员，包括一些省委干部，有时也住在孙荫芳家中。

孙荫芳一生没有儿女。1938年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的父母在冀东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没有条件抚养，组织上就将孩子交给了孙荫芳夫妇。他们把她抚育长大，取名孙美玲。

1958年，孙荫芳退休后到北京定居，孙美玲那时已经上了高中，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她。孙荫芳虽然膝下无人，但以革命大义为重，同意孩子的父亲把她带走。孙美玲随生父走后，一直怀念她的养父母，不久又回到了孙荫芳夫妇身边。

孙荫芳为革命事业、为抗战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939年冬，王克如奉命调离赵各庄矿，吴继儒接替了他领导开滦医院系统的党组织。其后，在解放战争中，开滦医院在支前救护、救死扶伤、供应医药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开滦医院系统的地下活动像一条红线，一直延续到唐山解放。

（闫克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