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854 年在香港开设当铺始，至 1892 年逝于开平矿务局总办任上止，唐廷枢
涉足晚清商品贩卖、水路运输、矿业开发、铁路建设、军事外交、医疗教育、赈灾
救灾等诸多行业近 40 年，纵观唐廷枢的人生脉络而言，他实现了怡和洋行打基础、
轮船招商局树立威望、开平矿务局达到人生顶峰三步走。在唐廷枢一生的社会活动
中，商业活动是核心内容，无论是筹集股本、购置设备、贩卖货物，还是发放薪俸、
支付股息、调解纠纷等等，必须使用货币作为媒介。晚清的货币状况，自然对唐廷
枢的商业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从已经发现的相关史料出发，讨论货币状况与
唐廷枢商业活动的关系。
货币种类
自清代中期，外商来华贸易日渐增多，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辟了五
个通商口岸，建立了多口通商制度，外商慢慢由沿海沿江城市向内地渗透，中国的
与外来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经济与旧体制产生了长时间的融合与冲突，导
致了多元货币流通成为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一）白银。白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货币，作为货币它有材质和重量两个计值
属性，也就是说，在使用的过程中，必须检查它的成色和称量其重量，才能确定它
的价值，这是白银作为货币的特殊性。有的时候，也用银两来代指白银，其中的两
就是衡量单位。
作为成色而言，有纯银（1000‰）、足银（990‰）、纹银（930‰）和标准银（900‰）
之分。而全国各地所用为形形色色的宝银，据统计，当时各省通用宝银共有104种，“若
细别之，无虑数百种。盖因地而生，随俗而变，尤难得有详确之标准也。” 成色决定
了价值高低，因商业流通不畅，形成了此地流通的宝银，到彼地则不能使用的局面，
每个地方也慢慢形成了只承认一两种宝银的格局，易地经商，不得不以当地通用银
为基础，先进行折算，才能进行贸易。
就其质量单位的两而言，国家标准称之为平（秤），民国时期，中国银行进行
过调查，全国有 170 多种，实际上要多于此数，其复杂程度要高于成色。清政府法
定银两的单位为库平，库平一两为 575.82 谷，也就是 37.31256 克。除了库平，还有海关的关平，漕运的漕平，对外贸易的司马平（又叫司平和广平），调拨银两用
的公砝平，钱业之间用的钱平，等等。各地和各行业的平与平之间差别较大。比如，
最大的广东库平为 583.3 谷，最小的宁波库平为 569.1 谷。 1877 年，唐廷枢在《直
隶开平矿务局章程》第二则中称“议招徕商股，众擎易举也。拟集资八十万两，分
作八千股，每股津平足纹一百两。” 此处的津平即是其中的一种，开平矿务局拟面向
全国集股，为了统一单位，唐廷枢不得不在章程中特别强调，以便统一。
从计数角度看，两的下面单位分别是钱、分、厘、毫等，全为十进制。在日常
应用中，一般取到厘。比如，10.356 两，则称为十两三钱五分六厘。
（二）银元。大约在十五世纪，外国银元已经流入中国。外商通常携带银元来
华贸易，由于银元无须鉴定成色，更不必称其重量，使用时只要计数就可以，没有
银两使用的麻烦，民间乐于用银元。国内使用过的银元有荷兰大马钱，墨西哥双柱
花边钱，葡萄牙十字钱和威尼斯银元等等，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的“佛头银元”曾
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1856 年，趁上海改用九八规元之际，墨西哥鹰洋占领市场，
成了中国市场上的主币。1910 年，清政府调查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十一亿元，其
中鹰洋有四亿元，占三分之一强。
外国银元不足一两，比如，道光年间，外商用重七钱二分成色 90% 左右银元，
同重一两成色 93.5% 纹银等量交换，运往国外赚取差价。无形之中，外商俨然行使
了国家银行的权利，赚取了本该国家应得的金融垄断利润。1872 年，怡和洋行的经
理们在信件中称“唐景星告诉我，由我们的货栈用白河号运出的大米（数量恰与我
们的相同）在广州以 2.54 元的价格出售，而净价是 2.48 元，但他把大米运了回来。”
这里提到的元自然指的是墨西哥鹰洋。
（三）制钱。外圆内方孔的铜钱是中国的古老货币，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使用，
秦统一全国后改为半两钱，汉代又改为五铢钱。到了明清两代，由官炉铸行以别于
前朝旧钱和本朝的私铸钱。并对旧钱、私铸钱进行取缔和制约。这种统一的钱币叫
作制钱，又叫铜钱。其单位一枚为一文，千枚成串叫一串，也叫一贯。这种钱的价
值相对较小，为民间日常交易常用货币。
清朝初期，朝廷规定征税起征点在一两纹银以上者必须交纳白银，一两以下者
听民自便。到了乾隆年间，起征点变为一钱。如果银与钱的比率不发生变化，对于
商民来说，不会出现什么影响。鸦片战争后的银贵钱贱，政府征税又必须交纳白银，
无形之中，百姓交纳的钱数在随银钱比率发生了变化，二千文兑一两与一千文兑一
两相比，交纳的税款已经翻倍。以此类推，唐廷枢在怡和洋行经商期间，向外商进
货用的是白银，贩卖给百姓货物时收取的是铜钱 ；收购土产时候支付的是铜钱，销
售给外商的时候得到的是白银或银元，因银钱比价发生变化，都会造成相当大的影
响。1863 年 4 月，怡和洋行的经理在一封信中谈到 ：“为了这个目的，如我以前所
建议的那样，我已经要唐景星去弄一批铜钱，尽快用船运给你。”
1872 年底，朱其昂奉李鸿章之命筹备上海轮船招商局，因资金不足，李鸿章命“请
照户部核准练制钱借给苏、浙典商章程，准该商等借领二十万串以作设局商本，而
示信于众商” 。此处二十万串即指制钱，折合白银 124766 两，每两折合铜钱 1603 文。
（四）小钱。清代国内铜斤供应不足，不得不从日本等国进口，即便如此，仍
不能保障制钱的供应，通货紧缩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甚至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经过
有的地方呈请朝廷同意，开始由县级铸造各种“小数钱”。
1880 年，唐廷枢为了解决开平矿务局运输问题，议开煤河，必须购买土地，他
在给李鸿章的禀帖写到“应请宪台准职局将开河所用地亩，按照去冬所买之地价
值，高粮地每亩发价东钱二十千，菜园地每亩发价东钱四十千，其胥各庄北之高
地，凡种高粮、小米、棉花者，每亩发价东钱八十千，其庄前后菜园每亩发价东钱
一百六十千”。 “次年，按槽船每走一次收捐东钱二千文，西河单船每走一次收捐东
钱四千文，合作制钱三百及六百馀文不等，不经此河者不捐，虽无成案，恰有旧章
可援，应俟工竣时，仰乞宪台俯准。” 很显然，在直隶省滦州、丰润等地，购买土地
需要以东钱交易，而非纹银和制钱。未来煤河竣工之后，收取往来行驶船只的捐费，
也是以东钱计价，而非纹银和制钱。
（五）虚银两。虚银两是纹银的价值符号，只规定了银两的名称、重量和成色，
并没有白银实物存在，仅仅代表白银发挥货币职能，主要用于记账和结算。九八规
元就是上海通用的虚银两，简称规元和规银。“昔日牛庄与上海豆行交易甚繁，现
银缺乏，凡收现银者须九八折扣，不知确否。但其计算法之起源，始于南市之豆麦
行，则似可信。当上海未开租界以前，一切交易均在南市，而南市商务以豆为大宗。
当时豆行之计算法均以九八规元为标准，故各地与上海交易者均称九八规元。嗣后
租界设立，商务日繁，此九八规元之计算法遂流传于租界，辗转相传，成为商界之
计算本位也。” 规元的价值决定于三个要素，一是重量为 565.65 谷的漕平两，二是
成色为库平银 1000 的 944 为标准，三是按九八除之，即为九八扣。除此之外，还
有天津通用的行化银，汉口通用的洋例银，营口通用的炉银等等，都属于虚拟银两
的范围。
唐廷枢的职业生涯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上海，特别是与招商局有关的公文和账略
等内容中，九八规元最为常见。
（六）外币。当时英国的国际影响力非常强大，其货币自然也会渗透进其他国家。
英国的货币单位为镑，历史上也称磅，由于价值较高，亦称金镑。英镑的辅币为先
令和便士，一英镑等于二十先令，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
唐廷枢在怡和洋行期间资料比较匮乏，目前没有发现使用外币的记载，反倒是
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后，在购买新式轮船的过程中，经常使用外币，由于轮船大多
购自英国，自然也使用英镑结算，同时标明白银价值，使人们对于当时英镑和白银
汇率一目了然。
1873 年，唐廷枢接手上海轮船招商局不久，除了招商集股和整章建制之外，还
着手从英国购置新式轮船，以便扩大经营，他这次购买的轮船，即用英镑与外商结算。
“卑职廷 ( 枢 ) 接办后，即画船式，托人在外国访购新造之船。兹接来信，新船将已
造成，颇为合式，计价二万四千磅（镑），合银八万余两。” 从中不难发现，当时英
镑与白银汇率为 3.5 ：1 左右。
唐廷枢时期的货币种类繁多，但也不难发现，在与外商交易时，通常是支付白
银或银元实物来交易，需要折算为外币，以便衡量其价值，这可以通过自英国购买
轮船和支付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事例中得到印证。国内商业往来的大额资金往来通
常要用银两和虚拟银，中小额资金会以银两和银元并用。越是到偏远的乡村或与农
民打交道的时候，就会用到制钱，甚至是像东钱这样的“小数钱”，也许这是因为
资金额度不大所致，或者是农民并不擅于鉴定纹银的成色，更愿意使用只需计数的
制钱或“小数钱”。
货币规模
唐廷枢的个人资产以及所能调动的资金，随着他事业的成功和地位的提高，有
一个慢慢增加的过程，特别是 1873 年受到李鸿章重用，被札委为上海轮船招商局
总办之后，涉及资金总额，基本上都是以万两纹银计，甚至是几十万两，上百万两。
为了便于了解银两的购买力，需要引用两组数字。一是吴廷燮编纂、1914 年刊行的《清
财政考略》是咸丰朝以后第一次全国收支统计，同治十三年（1874 年）岁入总计为
6080 万余两，岁出总数则在 7000 万两左右。 二是光绪二年二月十九日，李鸿章在
《恭报直属光绪元年十二月分粮价折》中奏报永平府粮价情况，“粟米每仓石价银一
两五钱至三两二钱六分，高梁每仓石价银九钱九分至二两六钱三分，糜米每仓石价
银一两七钱二分至二两五分，麦每仓石价银一两四钱至二两八钱五分，黑豆每仓石
价银一两三钱至二两七钱六分” 。这两组一大一小的数据有利于了解唐廷枢时代货
币的实际购买力。
（一）英怡和洋行时期。1863 年，在唐廷枢还未进入怡和洋行之前，帮助怡和
洋行购买棉花，以运到因美国南北战争造成棉花短缺的英国，因大量收购，国内棉
花价格暴涨，以致唐廷枢亏损白银 9000 两，对于初入职场的唐廷枢而言，这无疑
是笔巨款。他只能以挂账的方式成为怡和洋行的欠款，直到 1870 年才得以还清。
唐廷枢刚刚进入怡和洋行，其家兄唐国华案发。唐国华在海关工作，每月工银
175 两，因日常对商人有所帮助，中秋节收受陋规 2000 两，被丁日昌告发。唐廷枢
出面向总税务司赫德求情，帮助营救。最终以两万五千两赎罪，此笔巨额资金，实
为对唐氏家族一大打击。
唐廷枢在怡和洋行薪水并不是很高，洋行经理们在信中提到“我已对唐景星讲
了给买办经费的事，我觉得有 5744 两就足以把事情办好，其中包括他本人的薪给
1500 两。” 1500 两并不是唐廷枢的全年纯收入，这里面还包括了帮助他工作人的工
资，以及各项经费。当然了，唐廷枢除了在收购土货和销售洋货中提成外，同时还
经营自己的生意。
1866 年，在唐廷枢的建议下，由怡和洋行出 10 万两，林钦出 5 万两，唐廷枢
出 5 万两（向怡和洋行借款，年息 10-12%），合计股本 20 万两，开设了一家当铺，
在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1872 年，怡和洋行成立北清轮船公司，总计五千股，每股一百两，唐廷枢以南
浔号作 400 股，另外由唐景星筹集其他华商有 300 股，合计 700 股。可以这样说，
此时的唐廷枢个人资产至少四万两，他能调动的资金也超过了十万两。
（二）轮船招商局时期。1873 年 6 月 4 日，李鸿章札委唐廷枢为上海轮船招商
局总办。《申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兹定于六月初一日交替，届时官场必往道贺，
自然热闹非常。并闻公唐［唐公］划带银二十万两前往行运，再有向在怡和洋行之
南浔等四号轮船并归此局云。”
唐廷枢出任总办不久，招商局资金紧张、轮船不敷使
用的局面得到扭转。
1876 年 1 月，在唐廷枢、盛宣怀、徐润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轮船招商局仅以
70 万两股本，在南洋帮助筹借 100 万两的基础上，以 222 万两的巨额价款成功收购
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包括轮船、码头、栈房在内的全部资产，实现了中国企业史上
的第一个壮举。
1880 年以前，招商局承运的漕粮运费每石六钱，较外国轮船公司认出的运价
高出一倍。从 1873 年至 1880 年，8 年时间，轮船招商局合计运送糟粮 307.3 万石，
水脚收入 184.38 万两。1875 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曾表示愿意仅收运费每石一钱，
与招商局竞争。如果按高出一倍价格计算，仅漕粮运输一项，招商局多收入 92.19
万两，这也是清政府给招商局这种官督商办新型企业的专利之权。
两，这也是清政府给招商局这种官督商办新型企业的专利之权。
因福星号沉没事件影响，唐廷枢成立了仁和、济和保险公司，最初股本设定
二十五万两，后来改为总股本五十万两。到 1882 年，招商局先后招集股本 200 万两，
招商局旗下的仁济和保险公司股本 100 万两，换句话说，上海轮船招商局总股本达
到 300 万两。此时的唐廷枢可以调动的资金以百万两计。
就其个人而言，唐廷枢、徐润除了在招商局有附局轮船经营之外，他们还成立
揽载行，从事揽载搭客等业务，从中谋利。1885 年，唐廷枢在离开招商局的时候，
他手中招商局股票 13 万两，股息均为每年 10%，如果这些股票购自 1873 年，唐廷
枢仅从股票利息一项中获利应不少于 15 万两。如此可见，唐廷枢的经济实力已经
今非昔比了。
（三）开平矿务局时期。1878 年，正值华北五省自 1876 年至 1879 年持续四年大旱，
而 1877 年和 1878 年两年最为严重，由于这两年干支为丁丑和戊寅，史称“丁戊奇
荒”。这种自然灾害对以农业立国的大清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平矿务局就是在这种
困难时期艰难起步的。这就导致了集股困难，1878 年在章程中确定的 80 万两招股
目标，一直到了 1881 年才招满，唐廷枢看到股市行情较好，因挖煤河等需银孔急，
扩大股本至 100 万两，后又增加到 120 万两。
在这段时间内，开平矿务局一方面进行矿井建设，开拓运输路线，从国外购买
机器设备，正是需要大量资金之时，很可惜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这种情况，到
了 1884 年才有所转机，在开平矿务局的第一届账略中，出现了 246890.108 两官方
借款。1884 年第一届账略显示，开平矿务局的总投资达到了 1987752.193 两，官方
借款尚不及八分之一，除了 120 万两股本之外，大部分来自招商局及仁济和保险公
司的借款，唐廷枢利用两个企业互相支援的办法，渡过了开平矿务局建矿初期的难
关。
1885 年，唐廷枢离开招商局之后，着力经营开平矿务局。1888 年开始建设林
西煤矿，同年，唐廷枢又提出组建开平矿务局自己的运煤船队的建议，均得到了李
鸿章的认可，为了筹集资金，开平矿务局的股本继续增加到 150 万两。
依托开平矿务局，唐廷枢修筑了唐胥铁路，修建了煤河，在煤河沿岸建成了沽
塘耕植公司，还筹建了唐山细棉土厂，通过入股的方式，参与建平金矿、三山银矿、
潭州银矿等，其商业触角延伸到诸多领域。唐廷枢能够使用和调动的资金也越来越
多，俨然成为了李鸿章的“消防员”，新开设的企业出了问题，都指令唐廷枢出面解决。
在怡和洋行时间，唐廷枢的个人财产和能够调动的资金数额并不大，进入招商
局不久，借助南北洋的官方平台，唐廷枢掌控的资金开始猛增，最多一次达到了
222 万两，一直到筹建开平矿务局林西矿和组建开平船队之时，唐廷枢能够调动的
资金都保持在几十万两。在 1890 年前后，因身体原因，与唐廷枢有关的货币规模
逐渐变小，万两已经成为大额资金。
货币影响
唐廷枢创业时期混乱繁杂的货币状况，从微观层面讲，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带来很多困难，制造了诸多障碍。对于唐廷枢这样的商人，会产生以下几个方面影响。
（一）成本增加。多种类货币同时流通，在更换币种时，必然要以一种货币为基准，
进行比率计算，以确定价格。由于比率并非固定数值，这种计算就会显得非常繁琐。
对使用频率最高的白银而言，使用并不方便。在千、万两级别的大额交易中，使用
官方和私人熔铸的银锭，还勉强可以，但也存在重量大，携带不便等问题。在中小
额交易中，比如，数两，或十几两，交易量很难碰巧与银锭重量相等，除了鉴定白
银的成色外，还需要对银锭进行称重和切割，以支付适当的价值。那些在中国经商
的洋行，最初不得不设置“看银师”一职，专门进行白银的鉴定和称重工作。前文
提及，怡和洋行要准备一定数量铜钱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准备多种现金，也增加了
资金占有量。
（二）价格紊乱。怡和洋行、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都在全国各地开展业务，国
家的多元货币导致不同地区的货币不一致，即便用白银进行定价，在实际交易中，
也要面对白银外的其他货币。其他货币与白银的比率是浮动的，在某一时期波动还
很大，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建立针对波动进行动态调整机制，即便能够动态调整，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其直接结果就是价格混乱。同一种商品或相同的服务，不
同地区的价格不同，甚至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长时间的价格紊乱，直接导致商户
的信用降低，不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反过来，对于招商局、开平矿
务局这样开展异地业务的企业而言，总局只能给出指导价格，很难给出统一的准确
具体价格，这就导致了降低了对分局的控制力，容易产生地方割据。
（三）流通受阻。货币不统一，无形中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无数个“独立王国”，
特别是中国本身就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这就造成了国内
的商品流通不畅，对于像盐、铁、茶叶这种亟需商品才会远距离运输和销售，替代
性较强的商品则很少运到异地，只能在本地生产、销售和消费。鸦片战争以后，资
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工业革命，国内产生了大量剩余商品，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市
场来倾销，赚取巨额利润，要想打开这种市场，必须打通销售渠道，并打破原来生
活和消费习惯。洋行不得不依赖中国买办来做生意，除了各种行会限制、语言不通
等外，货币混乱也是一大制约因素。
（四）结算困难。按照习惯，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每年都要发布账略，
予以公布招股借款、销售收入、财务支出、固定资产、经营利润、股息发放等情况，
怡和洋行同样也是股份制经营，虽然还没有发现公布账略的记载，公布类似账目也
是情理之事。在做这些账目之前，那些管事人员，首先要进行换算，比如，招商局
的第一届帐略中，其中“公款存项”显然就是最初借给招商局 20 万串铜钱，为了
便于察看，已经换算成了银两。虽然账目上显然为银两，在结算利息和归还本金之时，
还要再次折算成铜钱，这样反复多次换算，无疑给账目结算带来很多困难，再加上
比率无时不在浮动和变化，这就给账目的管理人员带来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从宏观层面而言，货制的多元化将在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甚至广
阔的领域给国家生产和百姓生活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币制混
乱导致国家丧失了金融专利之权，减少和国家的收入，制约了国家现代化进程，这
也是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一大诱因。
(蔡建忠)
|